［爱尔兰］弗兰克·奥康纳：小当家


　　我醒来时听到楼下厨房里妈妈的咳嗽声。她已经咳嗽好几天了，但我并没有太在意。我们当时住在老约尔路上，就是那条老的通向东科克港的山区公共马车路。她咳嗽得很厉害。我穿好衣服和袜子，没有穿鞋就下了楼，在清晰的晨曦里我看到她托着身体的一侧，瘫坐在有扶手的小藤椅里，她并不知道我在望着她。她在生火，但没有点着。看到她那疲惫无助的样子，我心里不禁感到一阵酸楚，于是跑了过去。 
　　“你怎么了，妈妈？”我问道。
　　“过一会儿就好了，”她回答说，强装着微笑。“这些柴火太湿，烟呛得我直咳嗽。”
　　“你回床上去吧，我来生火。”我说道。
　　“啊，你怎么能行，孩子？”她不安地说，“当然，我还得干活。”
　　“你身体那样咋能干活，”我说道，“我不上学了，在家照顾你。”
　　说来也好笑，女人是谁的话都听，哪怕只是个10岁的孩子。
　　“你要为自己沏杯茶，我过一会儿就好了。”她内疚地说，站起身来，踉跄着爬上楼梯。这时我才知道她一定病得不轻。
　　我从楼梯下的储藏室弄来了更多的柴火。妈妈是太节俭了，不舍得放柴火，所以火老是生不着。我用了一整捆的柴火，很快火就着了起来，而且非常的旺，我放上了水壶。这时我先给她烤面包片，因为我以为一天里无论什么时候最好都要吃热的奶油面包片。然后我沏了茶，用茶盘给她端了一杯。“你看可以吗？”我问道。
　　“你是不是少剩下一点儿开水？”她迟疑道。
　　“太浓了，”我笑嘻嘻地附和道，心里想着圣徒们在他们诸多的磨难中表现出来的忍耐性。“我把它倒掉一半。”
　　“人老不中用了。”她叹息道。
　　“这是我的过失。”我说着，端起了杯子。“都怪我没记性。你坐起来的时候披上你的披肩。我要不要把天窗也关上？”
　　“你行吗？”她怀疑地问道。
　　“没问题。”我回答说，搬了把椅子过去。“待一会儿我再去跑腿办别的事。”
　　我一个人在窗户边吃了早饭，然后走到外面去站在大门口前望着路上去上学的小伙伴们。
　　“快一点，沙利文，要不你就迟到了。”他们吆喝说。
　　“我今天不去了，”我回答说，“妈妈生病了，我得在家里照顾她。”
　　我无论如何也不是个坏心眼儿的孩子，但我喜欢拿自己称心的事与别人的不幸相比。接着，我又烧了一壶水，收拾好餐桌，然后才到阁楼上取了提篮、一张纸和一支铅笔。
　　“我现在就去办别的事，你最好把它们都写下来。”我对妈妈说，“要我去请医生吗？”
　　“唉，”妈妈不耐烦地说，“他只会让我上医院，我能去吗？还是你到药店买点好的速效咳嗽糖浆吧。”
　　“你把它写下来，”我说道，“要是不把它写下来我会忘的。把‘速效’二字大写。主餐吃什么？鸡蛋？”
　　因为煮鸡蛋是我唯一能够凑合做的，所以我想应该是鸡蛋。但是她要我也买点香肠，万一她能够起来做的话。
　　途中路过学校。对面是山，我上了一段山路后便停了下来。站在那儿静静地欣赏着学校，足足有10分钟。展现在眼前的教室、校园和大门如同一幅画，自成一体，一片静谧，惟独能通过敞开的窗户听到从里面传出来的嘈杂声，还能看到教师丹尼·德莱尼手拿拐杖背着手走进前门的身影，进门时他还又扭过头来看了一眼外面的世界。我可以站在那里一整天。就当时所有的乐趣而言，无论是深奥的还是简单的，那是最有趣的。
　　一回到家，我就急忙上楼，发现明妮·瑞安和妈妈在一起。她是个中年妇女，知道得非常多，也爱说闲话，还很虔诚。
　　“怎么样，妈妈？”我问道。
　　“还好。”妈妈回答说，面带着微笑。
　　“那你今天也不能起床。”明妮·瑞安说道。
　　“我把水壶放上给你沏杯茶去。”我对明妮·瑞安说。
　　“好吧，还是我自己来。”她说。
　　“啊，你放心，明妮小姐。”我轻松地说，“我能行的。”
　　“哎呀，这孩子多好啊！”我听到她轻声地对妈妈说。
　　“乖得很！”妈妈说。
　　“像这样的孩子可不多，”明妮继续道，“现在街上的孩子们与其说是基督徒还不如说是野蛮人。”
　　到了下午，妈妈要我出去玩，但我并没有走远。我知道，一旦我走远了，我就管不住自己。我们家的房子下边是深谷，兵营的训练场就坐落在一块可以俯视深谷的白垩石悬崖上，再往下走，谷更深了，在树木葱郁的小山丘间有着磨坊的贮水池和潺潺的流水——它们是像落基山、喜马拉雅山，还是苏格兰高地，任凭你去想象。一旦到了那里我就会忘掉现实世界。于是，我索性坐在我们家房子外的一堵墙上，每隔半个小时就跑进屋去看看妈妈怎么样，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做。
　　天黑了，路灯亮了，街上的报童在吆喝着卖报。我买了一份报纸回家，点亮了厨房的灯和妈妈阁楼卧室的蜡烛，试着给妈妈读报纸，但并不很成功，因为我只会读单音节的词。可我毕竟是在努力让妈妈高兴，而妈妈确实也很高兴，所以说我们配合得很好。
　　后来，明妮又来了。在她走的时候，我送她到门口。
　　“如果她明天一早还没有好转的话，我想我就得去请福乐瑞医生。”她扭过头来说道。
　　“为什么？”我吃惊地问，“难道妈妈的病情加重了吗，瑞安小姐？”
　　“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她故作镇静地说，“但我害怕她会得肺炎。”
　　“可是他会送她上医院的，瑞安小姐。”
　　“哎呀，他也许不会，”她耸了耸肩说，并随手拉了拉身上的披肩。“但是，即使送她上医院，不比耽误了治病好吗？家里没有威士忌吧？”
　　“我去买。”我马上说。我知道大人得了肺炎会怎么样，接着他们的孩子又会怎样。
　　“如果你能让她喝点热的威士忌，再加上少量的柠檬汁，她也许就没事了。”明妮说。
　　妈妈说她不要喝威士忌，担心太花钱，但我是那样的害怕肺炎，决意要去买。当我来到酒店时，那里挤满了人。他们让开一条路使我来到柜台前。我还从未到过酒店，所以心里很害怕。
　　“喂，我的老伙计，”一个大汉对我喊道，还冲着我魔鬼似的呲牙咧嘴地笑。“上次见到你到现在有10年了吧。想要点什么？”
　　我的好朋友鲍勃·康奈尔曾经对我说，有一次他向一个醉汉索要半克郎的硬币，那个醉汉居然给了他。我一直在想有机会自己也要试一下，但当时却不想开口。
　　“我要给妈妈买半杯威士忌。”我说。
　　“哦，好个不要脸的家伙！”那人说，“还装蒜呢。说是给他妈妈买，我上次见到他时，他是被抬着回家的。”
　　“没有，”我气愤地喊，“是给我妈妈买的，她生病了。”
　　“啊，别缠着那孩子，约翰尼。”酒吧女招待说。她把威士忌递给了我。我心里依然很害怕周围的人，就匆匆离开酒店去买柠檬了。
　　妈妈喝了热的威士忌酒便入睡了。我熄了灯也上床休息，可就是睡不着。我后悔在酒店里没有向那个人要半克郎的硬币。夜里好几次我都被妈妈的咳嗽声惊醒。当我走进她的房间，一摸她的头，是那样的烫，而且还说胡话。尤其是在她连我也不认识时，我更是害怕极了。我躺在那儿难以入睡，心里想要是妈妈真的患了肺炎我又会怎样呢！
　　第二天早上，妈妈的病情一点儿也没有好转，我心里越发地害怕。我已经做了所有我能做的，可是感到非常的无助。我生着火为她做了早饭，但是这一次我并没有去站在前门口看其他的伙伴们上学，我的心里特别嫉妒他们。因此，我便到明尼·瑞安家去报告妈妈的情况。
　　“我去请医生，”她坚定地说，“弄清楚病情总比吃后悔药要好。”
　　我需要先到济贫法监护人那里领一个免费证，然后再到药房去取药，药房在学校那边的深谷里。之后，我还要回到家里准备招待医生。我需要为他摆放好洗脸水、香皂和一条干净的毛巾，还要给他弄饭吃。
　　医生是在饭后才到的。他人胖胖的，大嗓门，像所有医疗行业里的醉汉一样，被认为是“科克郡最聪明的医生，如果他能注意一点自己形象的话”。好像那一天他就不太注意自己的形象。
　　“你怎么去取药呢？”他叽里呱啦地说，坐在床上，膝盖上放着处方。“现在唯一开门的是北药房。”
　　“我去，大夫。”我立即说，幸好他没有提上医院的事。
　　“路很远的，”他半信半疑地说，“你知道路吗？”
　　“我会找到的。”我说。
　　“小家伙不简单呀！”他对妈妈说。
　　“哦，世界上最棒的，大夫！”她说道，“一个姑娘也不过如此。”
　　“是啊，”医生说，“照顾好你的妈妈，她对你将来会有好处的。我们现在好像无所谓，感觉不到。”他转向妈妈补充道，“到末了我们会后悔一辈子的。”
　　他要是没说那些话就好了，它们跟我当时的心情太吻合了。更糟糕的是，他甚至没有使用我为他摆放好的香皂和洗脸水。
　　妈妈告诉了我上北药房的路线，我把一个用草纸裹着的瓶子夹在胳膊下就出发了。先是上山路，穿越一片居住密集的贫民区，到达坐落在正山顶上的兵营，经过市区，再下坡，两边是高墙，直到它突然变成了一条石径，旁边是公司的红砖房子，再往下走石径变得越来越陡，一直到谷底小溪边的酿酒作坊，对面山坡上是一片乱哄哄的蜂窝似的房子，由低向高沿着坡势一直上到圆突突的山顶上，举目平视可以看到山顶上耸立的大教堂紫色的沙石塔和香顿教堂的石灰石尖顶。
　　如此宽阔的视野，阳光很难一下子普照，它只能像蔓延覆盖大草原一样先把一排排房顶照得明亮， 然后再深入到灰暗的大街小巷，把光芒撒在吃力地拉着车上坡的马匹身上。望着眼前的风景，我把身子靠在矮墙上，心里想到一个人要是没有烦心的事该多快活。我叹了口气，恋恋不舍地离开那里，一路小跑着下到山底，然后绕着大教堂后面阴影下的甬道石阶向上攀登，这时的大教堂显得非常之大。我有一个便士，是妈妈为鼓励我给的，我决定在办完事后，到大教堂去买支蜡烛为圣母玛利亚点上，好让她保佑妈妈早日康复。我心里想，在距离上天咫尺之遥的真正大教堂里祈祷，肯定是会更灵验的。
　　药房是一个地方不大又十分简陋的长廊，一侧放着个长凳，尽头有个像火车站售票处一样的窗口。一个身披绿色毛呢披肩的小女孩坐在长凳上。我敲了敲窗户，一位衣着破旧看上去满脸怒气的人开了窗户，没等我把话说完，他二话没说就从我手里夺过瓶子和处方，“砰”的一下关上了窗户。我等了一阵子就又用手敲了起来。
　　“你还需要等候，小朋友。”那女孩马上说。
　　“为什么还要等？”我问道。
　　“他需要配药，”她解释道，“你还是坐下等吧。”
　　我坐了下来，很高兴有人做伴。
　　“你从哪儿来？”她问道。听了我的回答，她补充说，“我住在布拉尼胡同。你是给谁取药？”
　　“我妈妈。”我回答说。
　　“她怎么了？”
　　“她咳嗽得厉害。”
　　“她可能得了肺痨，”她若有所思地说，“去年我姐姐就是死于肺痨的。我今天取的是给我另一个姐姐吃的补药。她需要一直吃下去。你们住的地方好吗？”
　　我给她讲了我们那儿河谷的情况，她也给我讲了他们那儿附近的一条河。按照她的描绘，他们那儿好像比我们那儿还要好。她是一个讨人喜欢又爱说话的小女孩。我竟然忘记了时间，直到有人再次把窗户推开，并塞出一瓶药来。
　　“杜利。”那个衣服破旧的人喊了一声，又把窗户关上了。
　　“喊我呢，”小女孩说，“你的还需要再等一会儿才会好呢！我在这里等你。”
　　“我有一个便士。”我炫耀说。
　　她一直等到我的瓶子也被塞了出来，然后陪伴着我一起走到通往酿酒作坊的台阶处。路上，我买了一个便士的水果糖，我们坐在医院旁边的台阶上一起吃糖。那儿真美，身后是香顿教堂尖顶的塔影， 还有那俯临高墙的小树，金灿灿的阳光照在我们身上，把我们俩在一起的身影投射到路上。
　　“咱们尝一下你瓶子里的药吧，小男孩。”她对我说。
　　“为什么？”我问道，“你不能尝你自己瓶子里的？”
　　“我瓶子里的特苦，”她说，“补药的味道很苦。你愿意的话，可以尝尝。”
　　我尝了一口马上吐了出来。她说的没错，她的药是很苦。于是，我只好让她尝一下我瓶子里的药。
　　“棒极了，”她喝了一大口，高兴地说，“咳嗽药几乎都是好喝的。尝一尝，好吗？”
　　我喝了一口，感觉她说得很对。味道很甜，黏糊糊的。
　　“让咱再来一口。”她激动地说，一把将瓶子抓了过去。
　　“那样会喝完的。”我说道。
　　“不对，不会的，”她笑着说，“你的瓶子里好多呢。”
　　不知为什么，我再也无法拒绝她。我像一条脱离了锚索的船只漂泊到了另外一个陌生的世界，周围全是尖顶、高塔、树木、台阶、阴凉下的胡同和长着红头发绿眼睛的小姑娘。我自己喝一口，让她喝一口。后来，我心里害怕起来。“快要喝完了，”我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喝完它，回去就说瓶塞脱落了。”她回答说。又一次，我听起来觉得她说的似乎很有道理。我们俩就这样她一口我一口地把瓶子里的药全部喝完了。当我看到手里的瓶子像从家里来时一样空时，又想到自己非但没有兑现对圣母玛利亚的承诺，反而把一便士的钱买成了水果糖吃，心里顿时感到非常的懊悔。原来她一直贪图的是我瓶子里的咳嗽药，都怪我自己没有及时识破她的诡计。我用手抱着头哭了起来。
　　“你哭什么呀？”小女孩吃惊地问。
　　“我妈妈生病了，我们还要偷喝她的药。”我说道。
　　“啊，别哭哭啼啼的！”她轻蔑地说，“你只需要说瓶塞脱落了。当然这样的事情谁都有可能遇上。”
　　“我许诺要为圣母玛利亚点上一支蜡烛，结果却把钱给你买糖吃了！”我尖声地叫嚷道，突然从她手里夺过空瓶，哭泣着沿路跑开了。这时，我只有一个逃避的办法，一个希望——那就是寄希望于出现奇迹。我回到大教堂，跪在圣母玛利亚的神龛前，请求她宽恕我花去了那一便士的钱，向她许诺再有第二个硬币时一定要为她点上一支蜡烛，但愿她能使奇迹出现，在我回到家里之前让妈妈的病就已经好了。之后我痛苦地蹒跚着回家，一路上山。这时，夜幕已经降临，白天里乱哄哄的山坡变成了空旷、陌生和严酷的世界。此外，我感到非常的难受，心里甚至想到有可能会死掉。从某种意义上说，死了也好。

　　回到家里，听到厨房里静悄悄的，又看到壁炉里的火已经熄灭，猛然间我又回到了残酷的现实中，圣母玛利亚使我失望了。哪里有什么奇迹出现，妈妈仍然躺在病床上。突然，我号啕大哭起来。
　　“怎么回事，孩子？”妈妈吃惊地在楼上喊道。
　　“我把药给撒了。”我大声哭着说，跑上楼梯，一头扑在床上，用被子捂住了脸。
　　“哦，原来为这事！”她吃惊道，松了口气，用手抚摸着我的头。“没事吧？”她又说道，又过了一会儿，“你头烫得很。”
　　“我把药给喝了。”我嚎叫道。
　　“啊，都怪我，”她喃喃地安慰道，“可怜受苦的孩子呀！我不该让你一个人走那么老远的路，结果还是空手而归。快脱下衣服，就在这儿睡吧。”
　　她起了床，穿上拖鞋和外衣，我坐在床边，她为我解开了鞋带。可是她还没来得及给我脱鞋子，我就已经睡着了。我没有看到她穿衣服，也没有听到她出门的声音。但是，过了一会儿，我感到有人在抚摸我的额头，睁开眼一看，明尼·瑞安低着头在看我，而且还在笑。
　　“啊，不会有事的，”她说道，拉了一下身上的披肩。“他睡上一宿明天早上就好了。天知道，沙利文太太，倒是你应该躺在床上。”
　　我知道她那是对我的一个评判，可我又能怎样。后来我看到妈妈手里拿着蜡烛和报纸走了进来，我冲着她微笑。她也笑了。明妮·瑞安可能会非常看不起我，但其他的人可能不会。毕竟，奇迹最终还是出现了。

（录自《外国文学》2005年第4期）